作为EAP咨询师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其中一项叫危险性评估，也就是评估个体对自己或者对他所在的工作场所潜在的威胁或者伤害。更具体地讲，危险性评估的对象可能包括有潜在自杀倾向的员工，一个过度愤怒的可能想去伤害别人的员工，或者一个可能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员工等。

2009年3月，美国一所技术大学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件。一名22岁的学生早晨到学校里枪击杀害了32名员工和学生。在事件发生以后，大学的EAP人员要在现场提供帮助。

在事件发生以后，这所大学中的EAP员工开始讨论在事前还能够主动做些什么，如何主动地对潜在的危险进行评估，这里“潜在”的意思就是在发生事件之前进行评估。

大部分这样的案例中，其危险性不是来自咨客本身，因为往往个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危险的，通常是他的家庭成员或他的经理和同事发现这个人看起来不对，感觉到危险的存在。这些注意到危险的人会带着困惑将这个案例主动转介给专业人员，而不是由危险的人主动寻求帮助。最典型的情况是同事，他们会来电说感觉自己的某个同事非常抑郁，表现不太对，可能是想自杀。对于有咨询专业背景的人来说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显然会意识到这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因此会放下其他的工作，首先处理这个个案。无论对什么背景的专业人员来说，对人类行为进行预测一直都是很困难的问题，评估自杀的风险也不例外。被测者过去曾经做了什么通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比如过去曾经试过自杀，现在他有自杀的想法，这可能很危险。如果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承认她遭受过暴力，那就要评估暴力发生的频率有多少，每次发生在什么背景或情况下，过去施暴者用哪些方式来伤害她等。如果专业评估发现这是一个患有抑郁症有自杀倾向的个案，那么就要做精神状况评估，考虑是否要用抗抑郁药、抗焦虑药，这就不光是咨询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在工作场所发现有些员工长期存在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通常把他转介到外部机构，因为如果把他继续留在企业内部接受服务的话，有时候会很难保证他的业务和我们的服务之间保持一个清晰的边界，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外部资源使他的问题得到解决。

完成危险评估之后，第二部分，要制订一个安全的计划，包括如何保证个体在本身以及周围的所有人的安全。众所周知，咨询的保密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但一旦涉及到对生命的伤害，更重要的就是保护生命，保护生命的时候保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一个理想情况下，专业人员可以在过程中协调所有的治疗计划，咨客也积极配合，最后达成目标。咨询师首要的出发点是遵循保密制度，保护他的工作，不让他被解雇。在美国有医疗休假法案，当咨询师或医生建议这个人因为某种原因需要休假时属于医疗休假。根据联邦法律，不需要向他的主管或者同事汇报更具体的信息，只需要告知公司员工需要医疗休假。

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有一个护士，她有被害妄想，她总是说别人往她喝的东西里面投毒。由于这个护士是在重症监护病房，咨询师发现这对她和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危险。这时咨询师通过了解EAP的信息得知她有既往病史而且现在还在用药。她本人很合作，在咨询的过程中告知咨询师服药的情况，其中一个药有副作用，使她最近体重增加。这时咨询师就建议她，由于在用药的过程中她仍处于被害妄想状态，还感觉别人给她喝的饮料中都加了毒药，因此我们觉得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对其他人会有影响，建议她再去看精神科调整药物以缓解被害妄想症状。

实际上，EAP一开始并没有具体设计好那个案例应该怎么做。实际情况是员工遇到了一个问题，首先他知道有EAP，然后主动寻求帮助。EAP在帮助员工的时候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协调，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例如人力资源、安全部门、精神科等。有的公司把这种功能部门叫作公司个人危险反应委员会。

除了好友转介和正式转介，还有一种强制转介。在美国有特殊的规定，如果精神科专家确认咨客的问题影响了他安全地执行工作的能力，以及可能会给工作场所带来安全风险，可以用强制性的方式来要求此人进行治疗，如果他不能接受强制治疗，他的工作将被立即终止。当然，在美国法律中有这样的程序，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这和每个组织机构内部的政策法规规定有很大相关。在美国还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对于员工来说是强制性的，必须执行。例如所有的交通运输部门，包括公共汽车、飞机、火车，所有这些部门工作的员工，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随机药检，如果药检结果是阳性，会建议他强制接受治疗，如果他拒绝接受治疗，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他的工作。